陈冯富珍发文自述：我执掌WHO十年的最大遗憾

编者按

近日，这位在2006年临危受命的香港女性在STAT刊文，对其过去10余年来执掌WHO的经历进行了回顾。在文章中，她既没有回避WHO与烟草、酒精等行业组织的冲突和挑战，也没有讳言自己在埃博拉病毒爆发时的迟滞反应，并称这是自己“最大的工作失误”。同时，陈冯富珍反复呼吁各国重视基层医疗，认为这才是是避免医疗体系和医疗预算被长期医护的高昂费用压垮的唯一可行方案。

正文：

作为一名曾经在香港妇幼卫生机构工作过的年轻医生，当时我学到了一些受用终生的的经验。经过英国公务员系统的培训，我认识到遵章守纪的重要性，并且掌握了有条不紊完成每项任务的方法。但是我在诊治门诊病人时总是“晚点”，因为我会花时间试图找到发病的根源所在，除了微生物方面，还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我能够治愈一名儿童的严重呼吸道疾病，但是当她返回潮湿发霉的家中，我知道将会因同样疾病再次见到她。

1994年，我出任香港卫生署署长，学到的一条经验就是尽一切可能争取政府支持是明智的。在这一职位任职期间，我的“以人为本的综合性初级卫生保健是有效医疗体系基石”的信念更加坚定。这一工作还教会我要信任别人，但是更要信赖证据。

2007年1月，我开始了世卫组织总干事的10年任职时光。过往学到的经验教训伴我随行。我知道我需要争取194个国家的政府支持我，或至少能将它们聚拢到一起，这样才有可能就共同的全球健康议题达成共识。

与传统做法不同，我忙于参加WHO不同管理机构间的争论，尤其是当各方观点尖锐对立时，不过我能提出一条达成妥协的路径。令我欣喜的是，这种“插嘴辩论”受到了欢迎，而且被认为是弘扬了日内瓦精神。在我执掌WHO期间，甚至是极富争议的技术问题最终都达成了完全共识，从未进行过票决。

争议问题非常多。旨在增加可负担药物供给的提议几乎总是被转变为“惠民VS.逐利”的议题。一些人不加掩饰地质疑规则受到操纵，以利于富国和强国。当公共健康利益同强大利益团体的利益相冲突时，比如烟草、酒、食物和饮料行业等等，同样棘手的问题也会出现。经济实力能自如地转化为政治权势。上述行业群体几乎对我们提出的每一项行动都会反对，包括减少每日糖分摄入量的建议、对含糖饮料课税、警告酒业代理组织决不能制定国别酒业政策以及我们关于如何停止开展针对儿童的不健康食物饮料的市场营销等等。

当烟草行业利用贸易协定起诉主权国家出台控烟法律的时候，最激烈的斗争发生了。烟草行业长期以来视WHO为头号敌人，我竭力强化了它们的这种看法。

上任伊始，我就呼吁重拾初级医疗保健的原则和方法，这是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签署后WHO的一块招牌。但是HIV病毒出现以及疟疾和肺结核卷土重来，给全民健康运动蒙上了阴影。高级顾问警告我不要过于重视卫生体系构建，因为当时对控制三种流行病的物资投入额飙升，而且各国政府希望得到快速、可度量的结果。加强卫生体系的提议耗费时间，而且非常难以度量。但是我坚持自己的立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同一场愈演愈烈的医疗卫生危机相重叠，其主要特征是需求增加、开支上升以及更加强调基于医院的治疗服务。我把重返初级医疗保健视为强有力的纠偏策略。当时，慢性病已经取代流行病成为全世界头号杀手。注重预防的初级医疗保健，是避免医疗体系和医疗预算被长期医护的高昂费用压垮的唯一可行方案。

2010年，WHO发布了题为“卫生体系财政开支：通往普遍健康的路径”的《世界卫生报告》，证明我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的时机很好，普遍健康作为正确事物引起共鸣，特别是世界各地在收入水平、各种机会和医疗保健结果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该报告的反响，其所启动的运动以及普遍健康被纳入可持续发展2030议程，都远超我的所料。正如我当时所言，普遍健康是公正的终极表达，是所有政策选项中促进社会公正最有力的武器。

任内我最大的遗憾是，WHO对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应对迟缓。我在2015年世界卫生大会上演讲时坦率表示：“我再不愿看到世卫组织准备不足、人手缺乏、缺少资金或者没有相应管理机构应对的窘境再现。”幸运的是，这种坚定决心催生了世卫组织新的医疗应急计划。世卫组织积极应对埃博拉疫情，也使得我们能够向全世界推出首个疗效明显的埃博拉疫苗。

最近的G7峰会以及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认为全球普遍健康的目标同全球医疗安全的目标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促进的兼容性。如今，有韧性且包容的医疗体系，被认为是应对新出现或重现疾病的第一道防线。拥有运转良好医疗系统的国家更可能及早发现疫病爆发，这时快速控制疫病的可能性最大。此外，嵌入普遍健康目标的公平公正承诺，以及防范财政崩盘，能激发公众的信心和信任，促进更好遵守控制举措。

展望未来，我十分乐见WHO能采取更多措施，以应对财政问题，这既包括自身的财政预算以及中低收入国家的医疗卫生预算。成员国总是要求WHO以同样的财政预算干更多事情，却反对削减一些本属于其他联合国组织职权的工作领域开支的提议。这种无所不包的职责定位损害了WHO的战略领导力。

总之，国际公共健康的趋势是从官方发展援助转向更为依靠国内资源。我对此表示担忧。

WHO需要强力领导以应对根源出在非健康领域的严重健康威胁，包括慢性病和气候变化，以及日益严峻的抗菌素耐药性问题。农业生产对抗菌素耐药性问题出现起到了主要作用。

全球贫困地图上的近期变化对未来的影响也很重大：如今全世界73%的贫困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当所在国家丧失了全球基金（GlobalFund）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财政支持的资格，他们将会面临什么遭遇，尚未可知。

我的继任者、候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特沃德罗斯·阿达诺姆恪守普遍健康的承诺，令我备受鼓舞。身处一个众多领域的政策增大社会不公正的时代，我高兴地看到医疗卫生正引领全世界朝更为公正、更为安全的方向进发，而且这与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