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胡德伟把“增税有助于控烟”这一研究结论介绍给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此后,这位“世界烟草控制经济学第一人”一直活跃在中国烟草税改革的理论界,在他看来,中国控烟到底被哪些因素拖了后腿?

  在中国烟草税改革的理论界,一直活跃着一位备受大家敬重的长者——胡德伟,他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荣休教授,被业界称为“世界烟草控制经济学第一人”。

  上世纪80年代,受美国加州政府委托,胡德伟开始研究提高烟税对成人吸烟行为能否产生影响。研究的初步结论是积极的,即增税有助于控烟。上世纪90年代初,胡德伟把这一研究结论介绍给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由此,以增税来控烟的观点逐渐出现在舆论关注的视野之中,理论界的相关研究也积极开展起来。

  2016年,全球烟草流行仍在危害全球公民的健康。中国的控烟措施正在一步一步加紧,并且走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在研究控烟二十余年的胡德伟看来,2013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共文化场馆、公共交通工具等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在其他有禁止吸烟标识的公共场所要带头不吸烟,这大大推进了中国控烟履约的进程。

  那么,他对中国烟草税制改革有哪些建议?为什么提高烟草税是最有效的控烟工具?中国控烟到底被哪些因素拖了后腿?带着这些问题,《小康》杂志记者对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卫生经济学荣休教授胡德伟进行了独家专访。

  调高烟草税会令百万人戒烟

  《小康》:您曾说过,中国调高烟草税一定要体现在消费环节上,那么结合现在的中国控烟情况,您对此怎么看?

  胡德伟:我所了解的加税,平均是一块钱,差不多10%的增长,消费量大概是减少3%。和我们所预期的是相吻合的,现在问题是具体的数字是多少,大概是三亿包,我想在一两天之内,我们做研究,减少消费量到底是多少人戒烟,这个我们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资料,这实际上是要调查的,到底实际上有多少人戒烟,我们不知道,年轻人是不是因此戒烟,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想在短期内通过调查得到结果。

  从统计模式来讲,我想我们估计,大概有一百万人会戒烟,在一年内。戒烟之后,到底怎么样呢,是否会因此挽救人的健康。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从模式来估计的。

  大概有五十万人可以延长生命,这是我们的估计。

  《小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胡德伟:是的,到底多少人戒烟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过去做的都是以统计资料为主的,2015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到底我们的政策对社会健康的影响有多大?消费量要增加多少税率?

  25年前,我的研究是从美国加州开始的。1988年,全民投票,烟草加税,2毛5一包,加税的目的是减少吸烟率,从22%减少到17%,大概是2毛5一包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加税后,我们做了两年的分析,发现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从22%到20%。我们做了研究后,就要到州议会作证,所以我们就提出要加到5毛钱一包。现在加州是11.5%。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原因。为什么我要举加州的例子,因为加州是第一个在美国实施这个措施的州。不只加税,而是把这个大饼分了好几块,有50%可以给州政府当税收,其他的可以帮助低收入孕妇,或者是用这个钱帮助没有保险的人,还可以用于保护环境卫生等等。

  后来加州做了示范后,其他的很多州也开始学习。不只是美国,还有澳大利亚

  《小康》:谁拖了中国控烟的后腿?哪些因素是阻碍中国控烟的关键?

  胡德伟:两年之前我就考虑,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障碍。

  第一个是政策上的因素。第二个是经济上的因素,会影响到就业,烟农就业的问题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市场,烟草公司不希望加税后,市场销售量减少。第三个是社会风气,风气很难改,几十年来,送烟在中国是一种生活习惯、交流方式,送礼、过生日、结婚、过节都送烟。

  风气要改的话很难。但是在2013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共文化场馆、公共交通工具等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在其他有禁止吸烟标识的公共场所要带头不吸烟,这个是很大的转折点。

  《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发布之后,我就意识到加税有望了。2015年5月10日,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下发提高卷烟价格的通知,调整后,以零售价计算,烟草税率从49%增加到约54%,此次调整将会促使大约350万吸烟者戒烟。不过,与食品、茶、饮料、酒相比,中国的烟草税仍偏低。

  中国烟草还有14%的加税空间

  《小康》:减少烟草消费会对烟农及烟草产地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吗?

  胡德伟:我们确实要替烟农想一想,加税后给他们带来的损失。我们算过,整个产业,大概只有1600人会失业。

  我们也对上千个烟农进行了调查,很多烟农其实并不喜欢种烟。有的烟农种烟是因为烟草公司给了他补助,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烟叶税,可以给地方增收,地方政府鼓励烟农种烟,这就导致了烟草过剩。

  所以,很多烟种了后,价格降低了,他们宁可种别的。烟草总公司给地方有配额,每个县都有配额,只要达成配额,就会有奖金。我们把这笔账算出来,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烟农假如不种烟、种水果,收入会更多,但是地方政府可能会给烟农压力。把增加的税收从生产价/批发价转移到零售价,对低收入吸烟者的支出、烟草工业的就业和烟农的收入等带来的影响非常有限。

  把增加的税负转移到零售价上,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小康》: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加税?

  胡德伟: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加的税还是不够的,我们医改的费用很大,吸烟对健康有害,所以应该提供资金给社会健康,我们还可以用这部分钱给烟农转产。至于加多少税,如果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的烟税中位数是70%到75%的零售价,中国现在的税率大概是50%左右,烟草公司的经济学家说现在已经大概是60%了,我们开过一个会,开诚布公地说,他们的算法包括所得税,但是不应该算在里面。所以,去年的加税,加了一块钱,变成了56%。换句话说,我们还有14%的空间。在我看来,至少还要加一块钱。

  我们研究了中国的税制,加税有两种,一种是从量税,还有一种是从价税。从出厂价来看,从量税就是一包一毛钱,从价税一个是56%,一个是36%,所以应该提高从量税。

  《小康》:像中国香港的一些烟盒包装,有些图片表现的是患有癌症的身体状况,这可以影响消费者对烟草的消费吗?

  胡德伟:有影响,比如直接对健康有警示的烟盒包装,消费者在看了之后,可能就会三思而行,特别是对年轻人可能会更有用。并且在中国,这不能再作为礼品烟送人了,也就减少了流通卷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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