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中国控烟观察报告2015》(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报告指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自2006年在中国正式生效后的十年中,我国公共场所禁烟有较大进展,吸烟这一有害的生活习惯日益被公众所了解。但是,中国仍是因吸烟导致疾病、残疾与死亡数量最大的国家。为什么?
 
     戒烟服务面临困境
 
     这份报告已是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连续第七年发布的控烟观察报告,与往年不同的是,报告梳理了近十年来中国控烟的艰难历程和进展。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介绍,相较十年前,公众对“二手烟危害”的认知有显著提高,知晓二手烟导致成人肺癌、心脏病以及儿童肺部疾病的比例分别为64.6%、41.7%和65.2%。然而,目前吸烟者中仅有39.6%有戒烟意愿,其中成功戒烟者又少之又少,约为14.4%。成功戒烟的吸烟者五年来只增加了1330万人,在中国3.16亿吸烟者的背景下,这一数字尚不如新增吸烟者的数量。
 
     事实上,戒烟服务正面临困境,其中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戒烟门诊的就诊率长期处于极低现状。2014年,国家通过财政补助支持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戒烟门诊建设,每省3家。但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的评估显示,这些戒烟门诊年均戒烟人数仅73例,只有6家达到了每年200例戒烟的项目要求。
 
     “戒烟门诊难以为继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很多公众还没有认识到吸烟是一种成瘾性非常强的疾病,控烟宣传必须强化医学戒烟的地位,将患者导流到医院戒烟门诊或戒烟热线。”吴宜群还强调,既然是疾病,就应当把戒烟治疗纳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范畴,使其得到有效药物治疗,但目前仅有浙江等少数省份这样做了,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报告还建议,各地卫生部门应要求医疗机构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建立首诊询问吸烟史制度并将其纳入病历的考核标准,为吸烟病人提供戒烟指导和服务。此外,国家应当向烟草业征收定向使用税收,用于治疗烟草依赖;吸烟者应当缴纳高一些的医疗保险金。吴宜群解释说,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吸烟者戒烟意愿;另一方面体现了医疗费用使用的公平性。

     警示图形上烟包未见曙光
 
     实践证明,警示图形印上烟包是最直接的控烟方式,也是世卫组织认定最为有效的吸烟危害告知措施,尤其是对未成年人。
 
     而在我国,烟害教育低效、公众对吸烟导致疾病的知晓率长期低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烟草业拒不采用烟包图形警示。烟包采用图形警示,虽经多方呼吁,至今未见曙光。
 
     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5月,全球已有85个国家或司法管辖区采用了图形警示。其中,有60个国家图形警示面积超过50%,最大的已达烟盒正反面的90%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国,烟草包装几乎都披着“美丽的外衣”,甚至不少烟草品牌借助历史、文化或者时尚来推介自己,误导吸烟者。
 
     吸烟在中国是高居第二的“减寿”因素
 
     正因为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知不足,吸烟在中国成为高居第二的“减寿”因素。报告指出,我国的烟草流行监测系统初步建立,为控烟决策提供了基础数据。
 
 
     吴宜群表示,吸烟在我国是高居第二的“减寿”因素。根据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开展的两项大型研究得出的结论——在过去15年间,中国男性40岁到79岁年龄段归因于烟草死亡比例增加了一倍。报告指出,这些研究结论都发表在2015年的《柳叶刀》杂志上,应该引起中国政府、控烟履约协调领导小组成员部门的高度重视。
 
     此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成人吸烟率为27.7%,其中男性为52.1%,吸烟水平居高不下。而2014年《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显示,有940万名初中学生尝试使用过烟草制品,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成为现在的烟草使用者。对此,报告呼吁,必须加快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提高烟草税促使烟草制品涨价以减少消费者等更加有力的控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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