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在公共场所吸烟—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向代表们提出了这条新规。

     与此“控烟令”有关,有两张“老照片”。

     第一张,2009年3月7日,新民晚报全国两会特别报道“两会影话”《监督“烟民”》。照片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恩多正在“劝诫”几位“吸烟爱好者”。作为连任代表的王院士德高望重,年纪又长,几位“爱好者”看上去都很听劝,香烟也被藏在了背后。

     第二张,2010年3月6日,“两会影话”《控烟啦!》承接上年报道,张兆安代表向王恩多代表“汇报”一年控烟进展。张代表可不是开玩笑,自上年受到王院士“吸烟有害,控烟有责”的劝诫后,就为自己制定了“控烟计划”。

     两张“老照片”,说的是一个代表团里的小故事,传递的却是控烟大呼声。
     
     彼时,公共场所控烟,尚未成为“大会纪律”,敢言的王恩多代表在为控烟“尽一己之力”。“敢言”的背后,却是日益高涨的控烟呼声—近10年来,呼吁国家层面立法控烟的议案和建议不绝于耳。而在国家立法之前,各地地方性法规纷纷出台,2010年3月1日《上海市控制公共场所吸烟条例》也正式实施。

     让人着急的是,国家控烟立法,却千呼万唤“不出来”。

     虽然,烟草有害健康,加剧环境污染,日渐被医学和环境科学所证明。但,立法根本上要协调的还是利益问题。在烟草的税收贡献和公共卫生消耗、环保支出之间究竟何去何从,权衡利弊,一时间令立法者左右为难。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所依据的冰冷数据背后,都是利益的博弈。而若科学、真实、理性的“数据支持”缺席,公共政策也好,法律法律也罢,不是停留在纸上,就是造成更大的社会消耗。此外,当彼时GDP还是政府接受政绩考核的关键标准之际,谁又能放弃“烟草经济”的巨大诱惑。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意味着在增速放缓的同时,必须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而效率本身离不开社会运行投入产出、收入支出的整体权衡。在传统产业之外,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同时,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也是新常态的共识。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方式之变,必然带动社会生活之变。此时,“控烟令”进入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纪律守则”,便在情理之中。而要控烟,在国家强制力之外,文化认同也不可或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当作“不影响他人”“遵纪守法”的个人修养;那么,“控烟令”才能像八项规定那样不折不扣地执行。

     期待“控烟令”后,公共场所控烟能成为人大代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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