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2011年1月9日虽还有数日,但中国承诺在此之前“公共场所100%禁烟”注定无法兑现。相反,以烟草生产量而论,中国是世界上少数烟草“繁荣”的国度,甚至2006年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呈现加速增长趋势,2009年中国的香烟生产达到22908亿支,2010年也将会是正的增长率。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男性吸烟率都在下降,但中国是平中略升,中国因烟草归因的死亡率(主要体现在慢性病上面)显著上升,世界卫生组织认为,2025年-2030年,中国归因烟草的死亡率将达到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峰水平。

中国“控烟”征途的艰难,外界普遍认为,这很大程度归咎于相关体制,例如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受制于烟草专卖制度“捆绑”的各种利益集团(烟草专卖局、地方政府以及烟草生产公司)、没有严厉的烟草消费税来阻止烟民的需求,当然,体制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变量。

我们从微观角度来理解香烟消费问题。香烟消费用经济学家诺奖得主贝克尔的话说,是一种“理性上瘾行为”。上瘾在微观经济学里面的解释,它事先需要“投入”,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用,并不断维持这种效应水平。举个例子,听古典音乐就是一种上瘾行为,如果你刚接触巴赫,你会觉得很没有意思,你不知道这种沉闷的赋格音乐有什么吸引人,但通过学习、反复聆听(高量的投入),你获得一些体悟和感受,不知不觉你会发现古典音乐里面有很大的乐趣,然后你沉溺其中,你上瘾了,当你在古典音乐里面深度“中毒”,你每次欣赏都会给你带来很高的效用,因为折算前期成本投入,你上瘾后期就会愿意一直支付较高的购买成本,这就是“上瘾机制”。

香烟跟古典音乐的“上瘾机制”类似。当你从痛苦地模仿吸烟,直至变成一个“瘾君子”,你的需求弹性变得更平坦了,也就是说,如果香烟价格中等幅度上涨,你不会根据涨幅来降低你的烟支消费量,除非香烟价格飙到一个非常高的地步,冲击你收入的支出能力,迫使你做出消费取舍上的让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小幅的香烟消费税增加,都不会导致烟民的“却步”。有趣的是,小幅加税反而导致烟民的幸福感,让烟民消除了愧疚。这来自学者Jonathan Gruber的调查,烟民们因吸烟交税,他们觉得交税已经帮他们“还清”了社会愧疚。这就好比家长去托儿所接宝宝放学,迟到了老师会罚款,而罚款行为让这些家长“心安理得”,因为他们觉得交了罚金,托儿所老师有责任多照看孩子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会不自觉地倾向于更频繁迟到。

消除“理性上瘾”重要的办法是建立一种泛社会性的反对情绪,吸烟不单单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符号,比如代表着良好的交际、愉悦的礼品、喜庆的色彩。朋友见面、同事聚会以及婚嫁喜庆,大多数时候香烟是一种必备品。如果瓦解这种社会符号,让它“狰狞化”,那么也许比香烟征税的作用还大。比如很多国家都强制要求烟盒上必须醒目地有“烂嘴、烂肺、骷髅”图案,烟盒语言也不仅仅是“有害健康”一类不痛不痒,往往激烈地写着“致命、阳痿、肿瘤”之类的文字,这其实瓦解了社会符号,使得喜庆场合人们不好意思将“狰狞化”的香烟作为礼品,它非常显著地降低了需求。

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出台了《清洁空气法》,它声称每个人都应当拥有清洁空气的权利,从而鼓励人们“攻击”烟民,瓦解他们的社会关系,鼓励公共场合禁止吸烟,鼓励受害者起诉烟民,这其实是破坏香烟吸食者的社会资本。通过“瓦解社会资本”,从而压缩对香烟的需求。

我们再纳入中国的具体情境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烟草势力非常善于利用“理性上瘾模型”。首先,以烟草专卖局为代表的力量控制着产量和销售,他们反对低档烟草(消费的主力品种)的消费税过度增加(其实低档烟的消费税还被调低),反对烟草从量征税,避免冲击烟民的支出能力,他们只愿意让香烟小幅度加税,这被烟民的“上瘾机制”所化解。

其次,中国的烟草势力一直激烈地反对烟草“社会符号的狰狞化”,中国的烟盒图像非常正面:大熊猫、荷花、天安门、龙……他们深知一旦“社会符号的狰狞化”,就动摇了香烟在中国喜庆场合的根基,对需求造成的杀伤力要远远超过小幅度加税。这些烟草势力甚至还保持在电视上做形象广告的权利,建立希望小学,标语上写着“烟草助你成才”,总之,中国烟草势力完全熟悉烟草消费学上的种种技巧,以最理性的方式来对抗。

我们认为,相对于加税、对烟民在公共场合抽烟的罚款等经济惩罚,更迫切的是政府应当瓦解烟草的“社会符号”和社会网络,一味提高经济惩罚的成效是有效的,应当让烟草“狰狞化”,发动人群之间相互进行社会惩罚的力量,来迈出“控烟”最重要的步骤,从而保护中国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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