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占据云南经济半壁江山 控烟者呼吁机关禁烟

　　来自公开的数据显示，2009年云南烟草税利达到了空前的625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在这个烟草大省，经济对烟草的依赖程度一度高达75%。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有志之士开始以各自的方式走上了控烟之路，在“烟草王国”里，他们以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力量，和强大“对手”展开了一场短期内几乎无望的“战斗”！这不禁令人想到了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

　　3月16日中午，记者在大理古城附近的下鸡邑村，看到两个六七岁的小男孩熟练地抽烟，看到记者，他们既不躲避，也不掐灭烟头，而是依旧深吸过瘾。

　　这幅图景很令我吃惊。

　　来自公开的数据显示，2009年云南烟草税利达到了空前的625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在这个烟草大省，经济对烟草的依赖程度一度高达75%。

　　“你每领100元工资，有75元是烟草做的贡献”，这句极为通俗的宣传语，曾经作为云南烟草经济奇迹的注脚被广泛传播。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有志之士开始以各自的方式走上了控烟之路，在“烟草王国”里他们以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力量，和强大“对手”展开了一场短期内几乎无望的“风车之战”

　　从1993年到2010年，周明华4次以议案和提案方式在云南“两会”上要求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党政机关制定禁烟条例。而他得到的回答往往是 “议案很好，但时机不成熟。”

　　赵白帆作为“云南控烟第一人”，从2002年开始踏上控烟之路，跟随她的志愿者累计达到500人，她却很悲情地告诉记者：“孩子们来了一批，培训一批，冲上去一批，哭着回来，再换上一批，那感觉很像《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士兵，一批批冲锋一排排倒下。”

　　李晓亮是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作为云南省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民间专业控烟机构的执行主任，最让她自豪的是，通过机构的努力让媒体对控烟工作逐渐关注，“迄今已有140多篇报道，这在云南控烟史上是空前的。”

　　作为经济学者，赵鸭桥则从云南烟农在烟草经济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角度去解构控烟路径。他从长期的农村社区研究层面感到农民不一定种烟，种蔬菜或者别的作物对他们也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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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追寻着他们的足迹，一个烟草大省的控烟群像展现在人们面前。

　　周明华之“超前”

　　【人物】周明华

　　【单位】云南省大理水利局副局长

　　【“战绩”】17年抓住公共场合禁烟话题不撒手，4次以议案和提案方式在云南“两会”上要求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党政机关制定禁烟条例

　　从1993年到2010年，周明华4次以议案和提案方式在云南“两会”上要求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党政机关制定禁烟条例，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几乎是礼貌而委婉的拒绝——“设想很好，云南省已经在控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制定条例的时机还不成熟，希望能共同努力促成实施。”

　　周明华现任云南省大理水利局副局长，堪称“云南主张公共场所禁烟第一人”。

　　时任省八届人大代表的他在1993年的云南省第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在“公共部门”禁吸香烟，“当时就明确提出在公共部门禁止抽烟，太超前了。”周明华说，“结果得到的回答是，议案很好，但时机不成熟。”

　　其实，周明华所谓“公共部门”是指党政工作机关，并非所有公共场所，但即使这样，这个意见也很难见容于当时的各个社会阶层，因为它明显不合时宜。那时，正是云南烟草业蓬勃上升的时候，烟草正在成长为省里的最主要经济支柱，烟草业发展一旦有闪失，对当时的云南经济的打击绝对是致命的。

　　“另外，社会各界对烟草危害的认知度也还肤浅，提出这个议案不可能有效果，我自己也清楚。”但周明华的这一声“呐喊”在烟草大省却是石破天惊的，从那以后，逐渐地，主张控烟的声音越来越多，“后来遇到云南健康教育所、超轶等同人，我感到我不是孤军奋战了。”

　　周明华对烟味的反感起始于会议室饱受二手烟的经历。“每次开会屋里烟雾缭绕，不仅县乡村的会议上大家吸烟，就连省里的两会分组讨论时的小会场吸烟也很厉害。家里人只要一闻到我身上的烟味，就知道我今天又开会了。”周明华说，“吸烟当然是抽烟人的自由，但是你在会议室等公共场合吸烟，你愉快了我不愉快，因为你释放的烟味就侵犯了不吸烟人的自由，别人没有理由受你烟雾的罪。”

　　周明华给自己性格定义为“认死理，过分认真”。

　　出于工作的需要，他曾经到过欧美考察学习。在这些国家，他惊讶地发现，公共场所几乎很难看到抽烟的人，吸烟区和禁烟区有着明确的标识，当地人也都能够严格地遵守，像自己这样不抽烟的人完全有可能享受到清洁的空气。

　　他说他在17年前的议案中曾建议把在公共场合吸烟的行为应当视为等同于在公共场所随地大小便，“我提议要倡导在公共场所吸烟和随地大小便一样耻辱。在文明发达国家，你在公共场所吸烟，大家投注的目光和在国内一个人随地大小便被关注的目光一样。”

　　单枪匹马和烟草战了几个回合，周明华在有自豪感的同时，也深感工作的不易。“现在公共场所吸烟情况越来越严重，前不久在省里开政协会，一些省领导来了在主席台也抽烟，我感到控烟更难了。现在觉得控烟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吸烟的人却越来越多。”

　　“我就纳闷了，我们在飞机上禁烟，说禁就禁了，为什么其他场合做不到？再过50年、100年大家都认识到烟草的危害，到时可能对烟草的痛恨和恨鸦片一样。”他笑笑说，“我这些观点可能超前了些，但即使声音微弱也要喊出来，让领导知道，听见有这样的声音。”

　　2010年1月的云南“两会”上，作为省政协委员的周明华第四次递交了《关于制定〈云南省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禁止吸烟实施条例〉的建议》，这与1993年、2008年、2009年前三次的议案、提案内容相同，周明华所以17年抓住公共场合禁烟话题不撒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无法接受回忆中的烟雾，“领导在主席台上吸烟，一支接一支，还互相敬烟，‘禁止吸烟’的标志牌子别形同虚设，更重要的是，领导是大家效法的风向标，领导在会议室吸烟和不吸烟，影响会不一样。”

　　周明华的观点其实很容易被验证。记者曾经参加过不少会议，会场里只要大领导不吸烟，与会者即使要过瘾，也只能悄悄溜出会议室，不敢放肆和造次。

　　赵白帆之“过程”

　　【人物】赵白帆

　　【单位】云南省健康教育所控烟项目办主任

　　【“战绩”】做控烟整整8年，先后做了12个活动或项目，培养了一批控烟志愿者

　　如果周明华是“云南主张公共场所禁烟第一人”，那么，云南省健康教育所控烟项目办主任赵白帆堪称“云南控烟第一人”，她从2002年起，在不经意间踏上了控烟之路。

　　见到赵白帆是3月5日下午，在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她秀气清奇白皙。

　　赵白帆有文学和心理学学历背景，一开始也是从事心理咨询的，她所在的健康教育所隶属于云南省卫生厅，走上控烟之路，有些偶然。

　　“2002年，中国控烟协会交来一个任务，所领导问，哪个科室愿意做？没有钱有意义。结果我就接下来了。”赵白帆说。任务是在20所中小学校搞 “云南万名中小学生拒吸第一支烟签名活动”，虽然没有一分工作经费，任务看上去也似乎很简单，“但马上发现没有一分钱的问题了。要签名，总得有个签字的载体，签哪儿啊？总得有块布，有几支笔吧！”

　　情急之下，赵白帆找到一个做会展的老板，也是她的中学同学去化缘，“没钱你别做啊，怎么这么可怜，给你1000块钱吧。”

　　最后签名活动做了31所学校。

　　“这件事启发我，有些事只要你想做，是可以有为的。接下来就开始控烟工作了。2004年，国际戒烟大赛中国分赛区组委会也就是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发来通知，我们拿了通知交到卫生厅，建议参加这个活动，后来，有近2000人参加了这个活动，媒体做了不少报道，媒体的支持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这次活动，卫生厅很支持，没让赵白帆再做“无米巧妇”，给了她2万元工作经费。

　　“到2005年以后，就有了中央补助烟草危害控制项目，从这时起，才真正开始控烟项目，”赵白帆说，“以前，其实都只是搞一些活动。做项目和做活动完全不一样，它必须达到项目严格要求的目标和指标，我们在控烟工作中所遇到的真正困难，也是从做项目才开始体会到的。”

　　首先是联系做项目的试点就很难，“以前我们做心理方面的，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现在一听说我们要做控烟的项目，人家很不配合。”滇南有个城市有个独立的健康教育所，赵白帆打了几十个电话，都遭到婉拒，“大家对控烟工作很保守，很担忧。联系试点太难了。”

　　有了试点，做监测(问卷调查)也很艰难，大样本的监测需要有大量有热情、有责任心、能够吃苦耐劳的调查员去做现场调查，赵白帆想到了招募志愿者。

　　但志愿者去了也很难，“首先是门难进。”赵白帆说，“有一次两个小女孩志愿者要进曲靖市政府进行场所监测，结果被挡在政府大门外。”按照当时的项目要求，必须到当地政府做5份有关政府机关人员的调查问卷，拍5张照片，一个女孩急哭了，另一个急中生智，从另一道大门搭车进入政府大院，完成了任务。后来，赵白帆他们报到北京的数据是最完整，质量是最高的，那年的项目获得卫生部的组织实施奖。

　　昆明是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一个监测试点，要求做五年的入户跟踪调查，要敲开住户家门，而且45分钟才能做完调查，为了敲开住户的门，赵白帆和她的志愿者想尽办法。志愿者经常在小区门口就被保安拦住了，等好不容易敲开了住户的门，拒防率很高，有的吸烟者居民对调查的一些问题本能逃避并反感，“有的孩子刚问了一半，就被他给赶出家门。”

　　那几个月每天晚上就一定要倾听他们白天所经历的委屈和挫折。大量招募志愿者做调查，大量的志愿者也在流失。孩子们来了一批，培训一批，冲上去一批，带着沮丧回来，再换上一批。一批上去没几天，哭的哭，沮丧的沮丧，歇菜的歇菜，那几天电视正在播《我的团长我的团》，我感觉他们就像电视里的士兵，一批批冲锋一排排倒下。先后用过的志愿者有500人。”

　　一路走来，赵白帆的控烟路已经整整6年，尽管过程很艰辛，她还是很愉悦，“我做健康教育16年，健康和生命是人最宝贵的，控烟很难，但在过程中我感到了变化，而且很感谢和我并肩走过来的工作伙伴和合作者，大家一起为了一个有意义的事奋斗的这个过程很有满足感和成就感，有好的过程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所以虽然艰辛，但没有很挣扎的情况，心态很好。”

　　李建华之“极端”

　　【人物】李建华

　　【单位】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副所长

　　【“战绩”】正在开发一套心理治疗的培训手册，从用心理学方法摆脱人对尼古丁的心理依赖入手，寻找改变人的吸烟行为动机的最佳途径

　　1993年9月之前，李建华也是一个香烟嗜好者，但是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坚定控烟主张者，当然，也是一个戒断香烟17年的“成功人士”。

　　按照李建华的观点，烟草就是“毒品”，而其危害甚至比鸦片、海洛因、冰毒等国家法定严禁的毒品还大。“因为它是合法种植、生产、销售、吸食的，等于变相鼓励大家吸食；因为它的吸食人数太多；还因为它引发的各种疾病太多；更因为它的危险度隐蔽，不像吸食海洛因那样，没几年人就没了，容易引起警觉。”他认为，在这些情况下，人容易对烟草的危害疏于防范。

　　李建华现任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副所长、主任医师、昆明医学院硕士生导师。

　　他的控烟路起始于对酒瘾的关注研究。

　　27年来，他是从对“酒瘾”的依赖研究转到毒品成瘾研究，再到防治艾滋病，又从“防艾”转到“烟瘾”的研究，最终走上控烟路。

　　1983年7月，李建华从昆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精神病院工作，“药物依赖是精神医学的一个分支，我最早做酒精依赖课题研究。云南是酒精中毒精神病发病大省，酒精依赖属于药物依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毒品进来了，开始做毒品研究，发现吸毒者100%对香烟有依赖，就开始关注吸食香烟和吸毒的关系。后来发现，烟草是吸毒的的初级阶段药物，这给我一个提示，预防毒品应该开展健康生活方式的促进。接着，九十年代初，艾滋病进来了，工作中发现，青少年养不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容易感染艾滋病，反过来，烟草、酗酒、性乱和不健康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先是因为毒品、艾滋病而关注烟草，关注烟草危害后，李建华发现烟草比海洛因等毒品对社会的危害更严重。“中国有3﹒5亿人吸烟，很多人因为吸烟而产生各种疾病，为此耗费的国家资源太巨大了，此外还影响社会家庭的生活质量。看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2004、2005年开始逐渐转向加强对烟草对人危害的研究。”

　　不仅研究，而且亲力亲为。记者在不少控烟活动中，多次看到李建华的身影。

　　李建华把不少精力投在社区做促进健康行为方式的宣传教育工作，他在开发一套心理治疗的培训手册，从用心理学方法摆脱人对尼古丁的心理依赖入手，寻找改变人的吸烟行为动机的最佳途径。“要促进他产生动机，并固定下来，需要有技能和方法。”

　　李晓亮之“乐观”

　　【人物】李晓亮

　　【单位】云南民间控烟机构——超轶健康咨询中心的执行主任

　　【“战绩”】成立云南省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的民间专业控烟机构

　　“别把我们的控烟工作写得很悲情啊，其实我们很快乐。”

　　听记者说准备把这篇报道的大标题命名为《风车之战》后，快人快语的李晓亮冲口就说。

　　李晓亮是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也是云南民间控烟机构——超轶健康咨询中心的执行主任，关注公共卫生问题，使得她在教学和科研中对“烟草与公共健康”投注了很大心血。几乎在赵白帆走上控烟路的同时，1993年，李晓亮参与了“玉溪市中学新生尝试吸烟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课题，从此与控烟结缘。2008年6月，云南省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民间专业控烟机构——超轶健康咨询中心成立，作为该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晓亮为推动云南控烟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

　　在“超轶”诞生之前，赵白帆、周明华、李建华、何渝煦、赵鸭桥、王玮等一批“控烟同人”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没有形成合力，多少有些各自为阵、 “小打小闹”的意思，“超轶”成立后，不到两年，云南控烟工作已经呈现很规范的特征，这其中，“超轶”的召集、粘合作用值得关注。

　　李晓亮认为，“超轶”成立迄今22个月，“其实就做了两件事儿。一件是借助媒体，进行控烟倡导。再一件是进行了一些有关控烟的社会调查工作。”

　　“我觉得我们最成功的是媒体对控烟工作的报道，迄今已经有140多篇各类报道，这在云南控烟史上是空前的。”她说，“以前我们有顾虑，总以为烟草是媒体的‘施主’，媒体得益良多，不会积极响应，现在看来，好多媒体很有良知，不会为了钱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

　　媒体响应后，“超轶”开始做社会调查，诸如《公约》在云南的履约情况，烟壳包装对吸、戒烟的影响，儿童健康权益的保障等等。

　　“调查也动用了不少志愿者，他们还带动身边的人戒烟。”

　　此外，李晓亮和“超轶”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寻找向政府建言的途径，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递交议案、提案，促进相关立法。

　　尽管李晓亮说他们的工作不悲情而是很快乐，但做起来并不轻松，“云南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即大约1000万人和烟草的种植、生产、销售有关，在超轶成立之前，我们做一个环境扫描，看看有多少人在做控烟的工作，结果很不妙，我感觉最大的困难是烟草在云南已经形成一个神话，这就是云南离不了烟草，而且没有人质疑，这个神话所造就的氛围很难打破。”

　　罗美娟之“算计”

　　【人物】罗美娟

　　【单位】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战绩”】研究并建议云南着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竞争能力，摆脱依赖某一产业的发展之路

　　在云南大学经济学院一见面，罗美娟就反复说“我不算是控烟人士，我没做控烟工作。”

　　从经济学者的角度看，这位经济学博士出身的教授、博导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冲着控烟这个目的去的，她的多项研究只是建议“云南要从长远出发，着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能力，提高云南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而不能太依赖某一产业的发展。”

　　间接和控烟有关的，就是她2009年12月18日在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超轶健康咨询中心、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健康与发展 2009·昆明论坛——控烟创造健康生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烟草控制背景下的云南产业发展道路》。她向参加论坛的来宾表达了一个观点：“经济发展仅靠一种单一的产业模式是畸形和脆弱的，因此控烟为调整云南产业结构提供了契机。”

　　除了学术观点，罗美娟对控烟有着自己的“技术”观点。

　　她不同意一些学者降低香烟供给以遏制烟草消费的观点，“中国每年有4500万箱的消费量，是否只生产4000箱就需求就降低了？不是。控烟应该从需求角度入手。”

　　罗美娟认为，“从供给角度看，厂家不可能考虑控烟，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行为无可厚非，只要有市场，烟草企业肯定要去占领，再说你不去，别人(外国烟企)也要去占领，控烟从国家层面有人建议提税，但中国卷烟价格分若干层次，500元一条的香烟提高为700元一条，消费者买不起可以降格以求，比如他抽300元一条的。消费分层次，有各种梯度价格来替代，所以从提税来控烟效果有限。”

　　她说：“让政府减少卷烟产量，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政府依赖烟草经济也上瘾了，控烟要以需求促进供给减少，考虑怎样才能降低需求。”

　　罗美娟的意思是，与其在烟草企业和政府层面做减少供给的无用功，不如从消费者的需求层面脚踏实地做点工作。她问过一个烟草企业“老烟民”，“我问他，是否愿意让你儿子吸烟？他说不愿意。”

　　她认为控烟从“娃娃抓起”可能才是逐步减少需求的治本之举。

　　赵鸭桥之“视角”

　　【人物】赵鸭桥

　　【单位】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战绩”】关注并研究云南烟农在烟草经济链中的地位和作用

　　3月12日，记者来到普洱市镇源县按板镇杏花村采访旱情，闲聊中，31岁的农民李显明告诉记者，他种了7亩烟，一年的收入在12000元左右，他愿意种烤烟，因为这几乎就是他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无独有偶，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在读研究生韩此林来自曲靖市陆良县农村，他告诉记者，他也是靠父母种植烤烟才得以被供读学业的，“很多农村孩子要读书，学费、书费、生活费都是靠种烤烟卖，不然读不起书。”

　　正是这些烤烟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驱使一位学者关注烟草产业链中的烟农生存状态。

　　同为经济学者，也同样关注、赞成控烟，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赵鸭桥关注研究的是云南烟农在烟草经济链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2009年才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任上调到农大经济管理学院工作，长时间对云南农村经济关注、研究的经历使得赵鸭桥很关注烟农在烟草经济利益链中的地位。

　　“我介入控烟，是因为关注农民利益，烟农是其组成部分。农民觉得种烟比种土豆好，但种烟工序多、投入大。烟田是第一车间，可在这个产业链中，烟农得到的太少。这是我介入控烟工作的原因。”赵鸭桥说，“但后来发现情况远比我想象的复杂。对于种烟，有的农民愿种，有的不愿种，在玉溪、曲靖等地，由于水果、蔬菜种植的收益远远超过种烟的收益，好多农民不愿意种烟。”

　　据赵鸭桥观察，在玉溪、曲靖这些传统的烟区出现农民因为价值规律原因不愿意种烟的情况后，烟区开始向山区、贫困地区和云南南部地区发展。烟区向南发展，对生态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些地区是云南天然橡胶和茶叶种植基地，烤烟向这些地区发展，他认为，“一是会挤占土地，再是用柴作烘烤烤烟的燃料，会对森林资源产生影响。当然，这只是初步调查，尚无数据支撑。”

　　虽然有的地方种蔬菜对农民有利，但政府认可度不高，“从理论上说，一切发展以人为目的，但在现实中，有不同的人，有政府人、企业人、富裕人、贫困人。种烟对政府的财政贡献大，种菜则贡献小，因此积极性就会有偏向。”

　　赵鸭桥从长期的农村社区研究层面感到农民不一定种烟，种蔬菜或者别的作物对他们也有利，只要推动社区建设，农民不需要种植烟草也可以找到新的替代性生计资源，比如种植蔬菜、林果、优质粮食，发展生态旅游等。

　　赵鸭桥发展农村社区建设以替代烟草种植，给农民以实惠的学术观点和实践效果给云南控烟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农村烟草经济可以被替代；打破了一个神话——农民只能依靠种烟增收。

　　2009年，云南烟草税利达到了空前的625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云南烟草工业年实现税利从2003年底工商分开成立云南中烟工业公司时的323亿元，连续跃上了400亿元、500亿元、600亿元3个大台阶，去年更是再创历史新纪录。

　　“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云南对烟草的依赖似乎别无选择，”主张控烟的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副所长、主任医师李建华教授说，“但是在云南烟草辉煌已经将近20年后的今天，经济上再过度依赖烟草，再不唤醒社会各界对烟草危害公民健康的意识也是不对的。”

　　其实，云南经济结构烟草“一枝独秀”的危险性和畸形化早已被认识，省委、省政府早已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近年来，在烟草之外，积极扶持和推动生物、矿产、旅游、水电等四大产业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五大支柱产业并列格局，烟草所得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下降了很多，尽管烟草经济目前还处于云南经济半壁江山的老大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其它产业的逐渐崛起，烟草独秀的局面不会长期维持下去，这就给控烟工作带来了曙光。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