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9日12:48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记者  张焱

  2012年第25个“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警惕烟草业干扰控烟”。
  事实上,NGO、全国各级疾控中心和一些政府部门等每年都是竭尽全力地推进控烟事业,但是收效甚微,中国控烟进程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的要求相差依然甚远,中国控烟进程受阻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经过数月访问了很多专家等相关人士,试图了解其中的原因和背景,希望通过报道反映烟草业和中国控烟发展的机制与政策弊端,促进中国控烟事业的长足进步。
  国内履约机制流弊
  中国在控烟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而在履行《公约》过程中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还有哪些差距呢?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中国控烟的症结是烟草业干扰控烟,几乎在每条政策上,都有他们干扰和阻挠的证据。”
  《公约》第5.3条明确指出,“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各缔约方应根据国家法律采取行动,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向本报记者直言,“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国家烟草专卖局政企合一的体制,致使政府对烟草监管很难到位。”
  2006年1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公约》虽然已经生效6年,中国国内的控烟运动也取得一定成效,但在2011年履约5周年之际,60多名中外专家对中国履约的绩效只给了百分制的37.3分。
  烟草业政企不分是问题的症结。杨功焕直言,“中国现有的履约机制是以工信部和国家烟草局为主导的履约机制,而卫生部、环保部等并不强势。事实上,中国虽然实施有"控烟履约规划"等,但是效果甚微。中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进入《公约》生效的第6年,但是却6年爽约。”
  民间控烟组织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多年从事控烟倡导工作,该中心副主任吴益群告诉本报记者,“中国现阶段的控烟进程和《公约》的要求差距太远了,比如,烟草价格过低,烟包未使用图形警示,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禁烟不力和烟草业对控烟的干预等。”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李强博士认为,“以工信部和国家烟草局为主导的履约机制是造成我国履约不力的最主要原因,而今年无烟日的主题就是"警惕烟草业对控烟的干扰"。在过去6年多的时间里,烟草业的干扰成为我国履约不力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而目前的履约机制恰恰为这样的干扰提供了适合的土壤。”
  “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表示,进行垄断国企的改革,这为烟草业政企分开和重新组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领导机制等带来了希望。”吴益群表示。
  博弈烟盒包装上图
  我国烟盒包装上图似乎是遥遥无期。为什么国内烟包上只是祖国大好河山的风景,而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烟包上是病人在做手术等“残忍”的图片呢?
  为此,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目前我国烟盒包装还未到达《公约》要求的最低标准,而且中国许多烟草品牌还冠以中国的名胜古迹和重要场所,如"中南海"、"中华"、"黄鹤楼"等,烟盒包装设计精美漂亮,与许多国家形成巨大反差。”
  李强表示,“要求警示图形上烟包的呼声非常高,尤其最近几年里,要求使用图形警示的提案每年都会成为全国两会的热点。警示图形上烟包是大势所趋,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晚做不如早做。”
  无疑,烟包上使用图形健康警示是最有效的健康教育手段,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大力推荐的有效控烟策略。目前,在烟包上使用图形警示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但是国内的烟盒包装上图工作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许多国内外的烟草公司生产的卷烟包装在中国销售和在国外销售完全是两个样子,在国外销售,他们会印上烟草警示图标和健康警语,而在中国销售时,我们看到的就是没有警示图片的烟盒包装了。”许桂华直言。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政府应具备长远眼光,不能仅仅看到眼前利益,更应考虑到国人的健康问题。”李强认为。
  税价联动或撬动僵局
  如何革除烟草业是各级财政财神爷的现实呢?许桂华认为,“提高烟草税收带动烟价的提高是控烟流行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我国烟草税收和价格均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相关数据,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亚州国家,卷烟消费税率也多数高于中国,如印度为72%,新加坡为64%,泰国为63%。而我国仅为40%左右,我国烟价最低为5元,促进更多的烟民,尤其是青少年烟草消费。
  为此,李强认为,事实上,“控烟并不是要立即消灭烟草消费,也不会立刻对财政收入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提高卷烟价格是最有效的控烟手段,也不会伤害穷人。”
  世界的经验告诉我们:提高烟草税收和烟草价格,是减少吸烟消费的最有效手段。例如英国的卷烟税在过去30多年里曾多次上调,每包卷烟均价达到8.68美元,成人吸烟率已从1980年的39%下降到21%。
  李强直言,“怎么革新一些落后的观念和打破国内控烟几年比较停滞的局面呢?这需要政府痛下决心,改变履约机制,切实履约,控烟履约最需要的就是政府的政治意愿。”
  据悉,2009年5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烟草消费税进行了调整,据估算,与原零售价税率相比,增加了3.4个百分点。但是提高的费用是由国家烟草专卖局“内部消化”,烟草价格没有提高,因此对卷烟销售量未起到遏制作用,除增加国家税收外,起不到减少烟草消费的作用。
  关于税价联动对控烟的效果,本报记者致电红塔山等烟草公司的相关人士,在截稿前,并没有得到回复。
  在杨功焕眼里,“全球控烟形势,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大好!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不可以落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后面。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控烟是和中国政府改革的进程关联在一起的。”
  控烟需要多方合力
  事实上,控烟工作需要来自政府、协会、NGO乃至烟草企业的多方共同努力。李强认为,“提高公民、企业和决策者等多方的控烟意识能对整个控烟事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比如,企业在做控烟工作中要严格遵守《公约》。《公约》规定,“烟草广告和促销,系指任何形式的商业性宣传、推介或活动,其目的、效果或可能的效果在于直接或间接地推销烟草制品或促进烟草使用。”
  令人欣喜的是,很多企业都意识到控烟的重大意义并严格按照《公约》的要求做事,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理事、辉瑞中国企业事务总监冯丹龙博士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控制烟草将大力促进现在和今后几十年中国人民的健康,企业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要在此过程中有所作为。”
  据悉,“辉瑞全球健康合作伙伴——创建无烟医院项目”建立了控烟长效机制,设立了60家戒烟(咨询)门诊,设立戒烟咨询电话58条,医生吸烟率由10.7%下降到6.8%。在京、沪、广三地60家医院全部达到了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标准。
  冯丹龙直言,“吸烟已成为影响民众健康并导致相关疾病的主要因素,也是目前我国公共卫生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辉瑞利用全球资源和专业知识的优势,大力推动创建无烟医院、培训戒烟医生、创建无烟大学和无烟社区示范项目,推动控烟政策。”
  对于控烟过程中NGO所起到的作用,许桂华表示,“就中国目前的控烟情况来看,非政府组织在控烟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以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为例,我们曾经联合有关专家、媒体呼吁上海世博局退还烟草公司两亿元捐款。”
  对于中国控烟的未来,杨功焕充满信心,“政府必须改变现有的弊端,这也是中国建立现代的、和谐的、创新型社会的希望所在,这也是中国控烟的希望所在。能否成功,取决于政府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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