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7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在印度德里召开。《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1月在中国正式生效以来,至今已有10年。10年来,政府虽舍得投入,公众也大力支持中国控烟,但进步有限,成效甚微。在上百个国家吸烟率下降的时候,中国的吸烟总人口、烟草消费却不降反增,国家层面的控烟条例仍未出台。

“每一例和烟草使用相关的死亡,都是可以避免的悲剧。”我们想为此做点什么。基于事实说《2016中国人的吸烟现状和控烟态度报告》,话题君就“中国控烟难在哪里”推出系列特别策划,此为第七篇,也是最后一篇。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是国际顶级控烟会议。不过,一位中国的控烟专家今年却不愿参加。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

 

人物简介

 

 

 

 

吴宜群,70岁。退休前,她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血铅研究领域的顶尖人物。退休后,她担任民间公益组织新探健康研究发展中心(简称“新探”)的副主任,成为中国控烟领域的专家。现在,除了继续做控烟,她还准备在自己“记性还好”的时候,写一本书详述中国控烟路上的那些事儿,“我一定要真实的记录,不管能不能出版,事实一定要让公众知道”。


 

 

 

新探健康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吴宜群

 

 

话题君:是什么让你参与到控烟行动之中,并一直坚持到现在?

 

吴宜群:我在当副院长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些控烟会议,对烟草的危害有一定的了解,但不那么深刻。退休后,我有机会更深入地参与控烟工作,对烟草的危害了解的更多。烟草是公共健康大害,公共卫生是我的老本行,这让我不得不管。

当然,我参与控烟,除了“公义”,还有一点“私怨”。我年轻时,不懂烟草的危害,母亲是吸烟者,我常给母亲买烟,我现在还记得自己拿着两角三分钱,下楼给母亲买烟的情景。如果我当初坚持让母亲戒烟,母亲本该更长寿,自己也有机会多陪她。这份自责、悔恨也是我参与控烟活动的原因。我错过的,希望别人不再错过。

 

话题君:作为控烟人士,你却不愿参加在印度举行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为什么?

 

吴宜群:我不参加缔约方会议,是因为过去中方代表在会议上的表现,让我失望。我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参加的缔约方会议。在那次会议之前,中国作为缔约方,在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制定过程中很积极,很多国际友人也期望中国在缔约方会议上继续有上佳表现。

然而,在那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对《公约》11条(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实施准则草案的表态竟然是,中国烟盒上的名山大川、风景名胜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放上难看的图片,是对广大公众的污辱和不尊重。

听到他们这么说,我当时简直气蒙了。别的国家过去的烟盒也十分漂亮,为了公民健康,人家可以舍弃,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中国出口卷烟有图形警示标识而国内的没有,难道在代表团心中,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命,不配和外国人一样受到保护和尊重吗?

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赢得”了一片嘘声,在近100多人参加的NGO会议上,一致决定授予中国“脏烟灰缸奖”。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发给中国代表“脏烟灰缸奖”,似乎惹怒了代表团。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区域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对NGO发出了“逐客令”。理由是NGO参加的规模越来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会议的正常进行。结果,遭到了其他国家的一致反对。

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不会相信,中方代表团竟会做出这样的发言,更不会相信他们会如此有失风度,想要驱逐NGO。在之后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对NGO也是爱答不理。我不参加,一是不想看到代表团的“丑态”;二是觉得不参加会议,也可以扎扎实实地推进控烟,我们做出些成绩,才是给国家增光。

 

话题君:社会上有一些人质疑你们拿了外国人的钱,想搞垮中国烟草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宜群:我特别希望政府给我们NGO钱搞控烟,但是没有啊。我们申请的是国际资金,但来源清楚,比如盖茨基金会,我们不怕查。再说,中国的很多政府项目也申请了国际资金援助。资金来源于国外,就是卖国,太可笑了。实际上,中国烟草业与国外烟草业合作,烟草业的“大腕“任职于国际烟草合作组织,这个问题更值得关注。

再说,中国是《公约》的缔约方,中国人大常委会也批准了《公约》。每个公民都有义务为中国履约出一份力。我觉得这些人的质疑,是想把一个公共健康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阻碍控烟。我们希望国内的钱也拿,国际的钱也拿,这样才能更好的控烟。“13亿人的健康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财富”,而控烟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话题君:您怎么看待“控烟会损害国家财政收入和烟农利益”这个说法?

 

吴宜群:去年,烟草的销售量下降了一点,有些人又搬出了这套说辞。首先,烟草行业是有健康负效应的行业,烟草销售量下降,应该是政府乐于见到的。其次,控烟也不一定会减少国家的收入,因为尼古丁有成瘾性,吸烟者有依赖性。很多国家提税、上警示图片各种办法都用了,每年吸烟率能降低1%,就是很不得了的成绩,因此中国的财政有充足的缓冲时间。再次,担心财政收入降低,国家可以提高烟草税,如果提税,烟草行业一定会提价,结果会是税收不减少,低收入者少吸烟。

总之,搞控烟,烟草消费不会断崖式下降,烟农也有转身的空间。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很多烟农也不愿意种烟,太伤地,从保护耕地的角度,地方政府也不应该鼓励烟草种植业。我们觉得通过加税、提价,小步快走,政府和烟农都不会受到损失,会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话题君:除了行业利益的阻碍,控烟还面临哪些挑战?

 

吴宜群:面临的挑战很多,让我感触比较深的是一次司法判决。2013年,有消费者把江西中烟有限责任公司告上法庭,认为其宣传产品金圣黑老虎卷烟能够“减害又降焦”,是虚假广告。结果一审败诉,二审还是败诉。

被告的主要证据是中国毒理学会2007年出具的评价报告,我们证据是原卫生部《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还有专家出庭作证。毒理学会的报告有各种问题,卫生部的报告是上百专家的研究成果。结果,一审败诉。二审的时候,毒理学会已经被迫承认,“低焦油并未减低吸烟的公众健康风险”,还是败诉。

《烟草专卖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加强对烟草专卖品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提高烟草制品的质量、降低焦油和其他有害成分的含量。”二审法院因此认为,降低香烟中的焦油含量是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发展方向。

这让我感到很无奈。国际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确规定了禁止宣传“低焦油低危害”,2010年,美国法院判决,淡味和低焦油是烟草业欺骗公众的手段。2012年,法院又要求,烟草公司向公众说明低焦油和淡味卷烟的危害并不小等事实。在中国,我们却打输了官司。

这类官司都打不赢,像国外那样,打吸烟导致肺癌这类公益诉讼更没有指望,因为国外有医生跟烟草行业死磕,国内没有医生给我们作证。现阶段,司法判决不公,我们打官司,只是吸引舆论关注,传播健康知识而已。

 

话题君:如果您能年轻十岁,您会怎么推进控烟工作,和之前的方式有不同吗?NGO的工作还有那些需要改进的?

 

说实话,我觉得国内的NGO做得已经很不错了。也有人问过我们,为什么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烟草行业谈一谈,或许这样更有利于控烟。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烟草业的利益与公共卫生利益之间存在根本和无法调和的冲突,这也是世卫组织的立场。做控烟,没法期待烟草行业发善心。

如果说有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科普还不够,我们的一些专家说的话,大众听不懂,不爱听。我们跟国际形势也不太紧,应该多跟媒体合作,把最新的控烟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我们的资金匮乏,相关研究还有不足,有力的数据和事实还不够多。

 

话题君:对控烟工作的未来,你有什么期望?

 

吴宜群:跟烟草业没有利益的部门还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工商部门对违规烟草广告的查处也比较积极,很多律师非常不容易,打其他官司可以赚钱,帮我们是公益诉讼,没钱拿,但他们还一次次的帮我们。

中国控烟要取得进步,最重要的是排除烟草业的干扰。也就是让烟草局退出控烟履约工作部际领导小组,如果它还在,我觉得控烟还是有很多困难。

还有一点,虽然我们的宣传不够,但吸烟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了。如果说你不上警示图片,不想提税是担心影响烟草销量,影响财政收入。那么,国家为什么不能尽快出台控烟条例,全面禁止在室内设立吸烟室呢?保护无辜的人免受二手烟的侵害,总没有什么难度吧。

▲在访谈中,吴宜群女士说到激动处,常常敲打着桌子问为什么,为什么。话题君知道,这些问题在她的心中都有答案。控烟步履维艰的现实,让人沮丧。然而,他们并不服输,依然利用一切机会,努力推动中国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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