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外相比,我国“戒烟战”的开展存在一定难度。
 
     在国外,烟民通常被人看不起;但在中国,吸烟是种社会习惯。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的潘振峰教授曾指出:“在中国,吸烟有助于建立社会关系,相互敬烟是热情的表现。”一项网络调查也显示,97%的烟民给别人递过烟;40%的被递烟者为此高兴,因为感到被尊重了。可见,中国的戒烟实际上是在戒一种“社会瘾”。 
 
     卫生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立法准备研究课题”负责人崔小波教授表示,中国戒烟的最大困难来自于习惯。“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如何改变这种习惯,而且是上亿人的习惯,是最艰巨的。” 
 
     似乎戒烟存在三大难题。一是生物医学层面,即尼古丁成瘾性,以及香烟成份组成与致癌性等问题。
 
     二是社会医学层面,即吸烟群体的行为干预问题。事实上,个体行为的改变承受着来自群体文化的压力,干预的个体往往因为这种压力而减弱甚至放弃对健康危害行为的改变,即便他自己十分清楚这种改变将带来的益处。因此在不改变群体文化环境前提下进行个体干预往往十分困难。 
 
     三是社会大环境层面,即社会经济、政治、立法等相关问题。可以说,导致戒烟运动曲折的最关键原因即是烟草可贩卖性及其暴利性。尽管数十年前烟草工业就明确知道烟草的成瘾性和致癌性,国际烟草工业仍一致顽固拒绝承认其产品的有害作用,并通过有组织的、资金雄厚的、隐藏于幕后的对抗为烟草的立法造成困难。 
 
     因此,要推动戒烟运动的平稳发展必须从以上生物医学、社会医学,以及社会大环境三个方面着手,构建一个完整的戒烟运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医生与戒烟者是一对核心主体,戒烟者所处的群体文化是相对小的环境背景,而社会政治、经济、立法则是相对大的环境背景。构建完整有效的戒烟运动体系,需要的是这三个层次的相互良性影响。 
 
     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国人“一诺千金”的古训在禁烟工作中黯然失色。在吸烟行为的惯性作用下,控烟的法律和吸烟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进行博弈,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这注定在控烟的道路上会出现反复。 
 
     面对超过3亿的中国烟民,要做到时时刻刻严管的操作难度很大,但是,至少在多数公共活动场所,设定人员负责提醒监督并不困难,关键是能够让社会习惯因此而培养形成,最终逐步遏制吸烟泛滥甚至成为时尚的状况。是否可借鉴的案例就是对酒后驾车的治理,随着媒体集中宣传酒后驾车风险、交警部门上路严查,酒后驾车的现象已经开始得到有效遏制。禁烟看似困难,其实道理上和查处酒后驾车存在相通之处,关键看如何去宣传执行了。 
 
     换言之,禁烟是全社会的工作,而不是某一个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社会上的控烟除了需要相关部门作出呼吁、指导和管理以外,还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个问题。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控烟的成功经验,研究烟草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各方面影响,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控烟政策和措施,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使烟草行业向着有利于人民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认识到烟草产业是夕阳产业,而烟草行业的萎缩可以由其他产业迅速发展来弥补的话,如药品行业、戒烟行业、心理指导行业等,再加上对烟草危害的宣传增多,对烟草有害健康的认识加深,我国的禁烟就会比较顺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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